人们都说，当流氓一般从偷窥开始，可我却没有这种机会。
小的时候不懂，懂得的时候我已经成了地主崽子。
别人可是去听新房，我不敢往前凑，别人可以扒墙头，我不敢，别人可以凑在一起说一些黄色的笑话，我不想参加。
总之，我想偷窥没有机会，对于男女之事，只有李红旗告诉我的那一些。
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偷窥行为的话，我想我应该是从偷窥女人的屁股开始。
作为一名赤脚医生，我学会了打针，学会了打针也就掌握了让女人自觉自愿地脱下屁股的权利。
一开始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在我面前还有点害羞，一说打针要打屁股，她们觉得很不情愿，我也不着急，把注射器往盘子里一放，点上一支烟等着。
每每不等我抽完，她们就说：“咳！打吧，谁让自己有病呢！”
于是就甘心情愿地蜕下裤子，露出或圆或瘪或黑或白或黄的一瓣屁股来。
我总是看也不看，继续抽我的烟，让她们先晾一会儿，谁让她们不积极配合我的呢，我是谁，我是赤脚医生，我让谁蜕下裤子谁就得蜕。
看我吐着烟圈望着别处，好像是把她们忘了样子，她们开始对我不关注她们的屁股感到失望。
不关注屁股就是不关注她们，不关注她们就是说明她们不值得关注，女人觉得不值得男人关注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耐烦的并带着几分火气。
“快点！”
我知道，时候到了，我不紧不慢地取出一块酒精棉球，一点点地在女人的屁股上擦着，擦着，酒精是凉的，屁股是热的，这时女人有了第一种感觉，凉！
消完毒，我一只手要按住女人的屁股。
一般情怀下，打针时只需要用两个手指按着就行了。
我从不这样敷衍了事，我总是把整个手掌都捂到女人的，这不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新手，而是因为我喜欢这样。
这时我就给了女人第二种感觉，温暖。
我的左手捂着女人的屁股，右手举着注射器，做瞄准状来回晃几晃，然后狠狠地扎下去。
我和针头让女人有了第三种感觉，插入——疼！
推药——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，里面却藏着弦机。
推得太快，疼得厉害，推得太慢，延长疼痛的时间。
在一般大夫打针，推药的速度根据药来，而我是根据屁股来，男人的，或者是讨厌的女人，我就推得很快；漂亮的女人，喜欢的屁股，我就尽量慢点推，并且另一只手还会配合着轻轻地揉，保证让女人感到非常舒服，不知不觉中就把药推到底了。
所以对我的打针技术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，一种说我打针的技术特别好，一点都不疼，另一种是说我的技术太差，不是一般的疼，具体什么原因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。
这时，我就给了女人就第四种感觉疼中有痒。
到了拔出针的时候了，我又拿起一只棉球，贴在针头上，用力一提，针出棉球堵针眼儿。
然后，我洗针头和注射器，她按着屁股，我们谁也不看谁，各自忙自己的，第五种感觉就出现了，一种释放后的快感。
这时我还没有一点性经验，不知道去想屁股前面的事儿，只把打针的过程当成了一次性完成。
现在看来，我的文化水平太低，如果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进行女人屁股的研究，早就应该能出几本专着了，肯定比现在的性学家们研究要深入，因为我的实践经验要比他们丰富，而且有些东西，是语言是无法传递的。
现在的研究多数是机械的解剖，对真情实的体验少得可怜，也就多数是从人的生理角度研究，很少从情感反映方面入手。
有些寡妇、光棍号称自己是性学专家，提倡性这性那，让我觉得真是好笑。
我第一次接触嫂子的屁股，我被惊呆了。
我在村里见过那么多人的屁股没有一个像她的那样，看起来圆滑，摸起来柔软，手一接触，就不想松开，甚至于我的手捂着的时候，竟忘记了晃几晃注射器。
嫂子还以为我手生，鼓励我说：“别紧张，我不怕疼。”
我被她这一说，脸红了，草草地晃了两下，用力地扎了进去。
我的两只手配合，一手只推药，一只手轻轻的揉搓。
嫂子没有吆喝，我把针拔出来，没让她自己捂着，我用药棉按住，心嘣嘣直跳，脸上冒出了虚汗。
嫂子趴在炕上，有点着急地催促我：“快点打，我不怕！”
我这才松开手说：“已经打完了。”
嫂子惊讶地提着裤子，一边说：“我还没有感觉呢，怎么就打完了！”
我吃惊地看着她：“怎么会没有感觉呢？”
她解释说：“我是说没觉得疼，你到底给我打上没打上。”
我说：“打上了，你看针管里没有药了。”
嫂子看了看我，笑了：“你的技术还真不错，真是一个干赤脚医生的好材料。”
我笑着说：“还不是嫂子的鼓励，要不然，我还是那个缩手缩脚的毛头小子呢。”
嫂子说：“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也只是看着你无所事事，想帮你个忙。”
我说：“嫂子帮忙可要帮到底，以后打针我承包了。”
我本来想说屁股我承包了，没有说出来。
嫂子爽快地说：“这个没问题，你打针技术这么好，我就交给你了。”
她转念又一想故做生气地说：“你小子是不是盼着我生病啊，怎么老是想着给我打针呢？”
我赶紧解释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能送嫂子打针我非常高兴。”她也一下子笑了：“逗你玩的，人怎么能不生病呢，这不是盼不盼的事儿。”
那个时代可不像现在，女人的屁股满大街贴得都是，什么电影、电视，不露点出来就没人看。
那时候女人都封建，整天包裹的严严实实的，想偷看，只有一个途径，那就是女人上厕所的时候。
村里也有几个半大小子，没事儿总想偷看女人的屁股，看完之后，互相交流，谁的黑，谁的白，谁的毛重。
也有被人抓住的时候，轻则挨顿臭骂，重则还要被打一顿。
为此，同为成分不好的刘四还受过一次冤枉。
一个小媳妇上厕所，有一个半大小子偷看，媳妇发觉了，提起裤子就往外走。
半大小子及时跑了，正好刘四走到那儿，媳妇照着刘四就是一巴掌，然后破口大骂，正好有两个民兵赶到，当时就把刘四押到大队部，晚上进行了批斗会。
刘四有口莫辩，别人也不会听他的辩解，那个半大小子一看这阵势，也不敢站出来承认，刘四就成了全乡二流子（流氓的别称）的典型，层层进行批斗。
在村里，他成了过街老鼠，男人看了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，小孩子则跟在他被后扔土坷垃，姑娘媳妇见了老远就关上院门。
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不可救药了，为此，他一辈子也没说上个媳妇，成了有名的老光棍。
如果当年那个当大小子永远不说的话，也许刘四得冤枉一辈子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那个半天小子靠着邪门歪道竟然混了农民企业家。
有一次，他喝醉了酒流着眼泪对大家说他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刘四，就把当年的事儿对大家说出了。
当时在座的有一个刘四的本家，当天晚上就跟刘四说了。
刘四第二天一早就找到这个小子，他头天晚上虽然是酒后失言，但对当年的事儿还是承认了，他说他对不住刘四，他要用实际行动补偿刘四。
他说话算话，当天带着刘四进城，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，又请刘四好好吃了一顿，然后把他送到了某洗浴中心，让他彻底风流快活一把。
没想到，可能是刘四年纪大了，也可能是他从来没见过女人太激动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，刘四当晚竟然死在了一个小姐的身上。
这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，洗浴中心被迫停业整顿，那个小子也不再承认刘四的事儿。
所以，刘四的死，更加证明了他是实足的流氓，并没给自己洗清多年的冤枉。
当了赤脚医生，我就不用下地干活了，队上依旧给我记工分，看病也只收药钱，没有其他的费用，我从公社卫生院提多少药，就往上交多少钱，中间一点利润也没有。
我也不想多赚钱，现在是穷人的天下，没有人敢说自己富有，只要能吃饱饭，就是好样的。
村里有很多成分好的人都羡慕我，有人甚至跑到支书那里要把我换下来。
那时，支书他娘正病着，我一天两次去他家里打针。
老太太挺喜欢我，她说：“从嫁到这个村里来，就吃你爷爷的药，你爷爷可是个好人啊，可惜这世道……”一说一这里，支书就截住说：“娘，当说的说，不当说就别说。”
支书他娘就不说了，停了一会儿，她还是憋不住，又说：“可惜你爹是伤透了心，所以他死活不行医了，你接着你爷爷干正合适，而且你还学会了西，将来肯定比他们有出息。”
在老太太的唠叨中，我用开水洗着针头针管，一遍遍，像小孩子刺水一样。
也许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对我很和善，也许是因为她是支书的娘，面对着她那又老又丑的屁股，我没有像对待其他不喜欢的屁股那样，让她疼得半天捂着屁股。
而拿出了我最好技术，在老太太的说话的时候就打完了。
老太太又把我这打针的技术夸奖半天，说我比县医院的大夫打得都好。
所以在那些人提出要换我的时候，支书没说话，老太太先骂上了，弄得那些家伙灰头土脸的跑了。
从这点上，我得感谢这个老太太，感谢老太太还得从我爷爷哪里开始，祖上积下的荫德，给我们后天留下了福祇. 我对自己的父亲也多了几分尊重，没事儿愿意听他讲中医中药，甚至他小时候跟着他爹学徒的故事我也愿意听。
正在我为自己能成为一个赤脚医生暗自庆幸的时候，李红旗要去当兵了。
